王安石的人品，向来无人指摘。改革的魄力，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实在振聋发聩。乃至于变法的初衷，富国强兵，抑制兼并，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国际性的政治正确。但讨论王安石变法，王安石本人的品行，精神和动机不应成为评价因子，仅仅因为人格魅力就大呼“荆公千古”，也太不实事求是了。既然是变法，当然要分析变法产生了什么效益，造成了哪些损失。而且，千万不能抱着“上面的初衷是好的，只是下面执行的时候搞坏了”的论调去为政策制定者推卸责任；身为政策制定者，当然要深思熟虑：政策的收益，有什么漏洞，各级官员将如何执行，社会各个阶层将如何反应，等等。这些方面在政策讨论形成阶段就应该明晰。如果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，脑袋发热随手一丢，政策推行阶段又忽视社会反应一意孤行，这无疑是不及格的，“肉食者鄙”了。当然，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长江万古流”，所以在此只说变法，不议荆公。本篇讨论青苗法。
青苗法意在增加财政收入，同时“散惠兴利，以为耕敛补助，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”。当时民间高利贷普遍甚至泛滥，尽管北宋朝廷曾有诏“贷息不能输倍”，但民间一倍以上的利息是广泛存在的，“民间出举财物，取息重止一倍”，有佃农向地主借款甚至“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”。高利贷资本不遗余力吸收社会财富，聚集扩张，王安石自然看在眼里，青苗法即是为了抑制民间高利贷，由官府直接发放贷款，每年正月和五月，民户可向当地官府贷款，五月和十月还息，每期二分；借户贫富分配，贫户由富户作保。看起来，这项政策应该是有利于农民的，虽然 40%年息今天看来也不低，但对比当时的民间利率已经很良心了。然而，实际情况是农民的境况并没有变好。
第一，抑配问题。虽然官方文件有“不愿请者，不得抑配”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即使农民生产正常，不需要贷款，仍然会被地方官吏和保长强制分配贷款，上交利息。
第二，富户操纵。因为青苗法有作保制度，五户或者十户一保，由上三户或者保长保正坐保。虽然这样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府贷款的回收，但却对农民不利，因为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反而可能会获取不到贷款，贷款的分配权在富户。而富户可以用青苗钱去扩大生产，甚至放贷，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。
第三，虽然官方文件写明了年息四分，但实际上要远高于四分，地方官府会自行浮动利率，加上官吏和保长保正对农户敲诈勒索，晁说之有“盖名有二分之息，实则有八分之息”，如此反倒可能超过民间利率。
其他的弊端还有。总之，对真正需要贷款的贫苦农民，要么借不到，要么还不起，由此变卖家产卖儿鬻女者多矣，反倒加剧了兼并。由此看来，王安石的初衷“抑民豪夺”也就成了一个笑话。但青苗法确实为北宋朝廷擢取了不菲的收入，“岁收息至三百万贯”。农业社会，生产力水平稳定，这多出来三百万贯的财政收入是从谁身上盘剥的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如果站在人民的角度，王安石到中央之后实在算不上好官，变法也算不得善政。但对北宋统治阶级来说，荆公实在是理财能手，乃至于元佑二年三月废青苗法，三月旧党范纯仁就“以国用不足，建请复散青苗钱”，连司马光这个反对变法的头子也动摇了。虽然青苗法终于被废，但其敛财能力可见一斑。